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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但对冬麦来说，这也是播种的季节。纳质院里忙忙碌碌，一边收着地里的各种豆类，一边忙着耕地种麦。麦是主粮，首先要保证的，到了播种的时候，不管地里的豆有没有完全成熟，都要割回来，最少也可以作为优质饲料喂马。
徐平站在纳质院里的院子里，看着地上摊开正在晒的大豆，问身边的张载：“今年忙了一季，收成如何？这豆是开春种下，看起来收成不错。”
张载道：“依现在来看，收的菽豆不少。不过吃的米麦，还是要劳州里发给。”
“慢慢来吗，只要事情做起来，总会越来越好的。”徐平转过身，“把纳质院搬到这里来，一是在城中占着偌大的房屋，多有不便，再一个就是让这些质子有些事做，划出地来让他们自耕自食。你在这里管着他们耕种，推行井田，效果如何？”
“好，非常好！”说起井田，张载便有些兴奋。“我前些日子也读了节帅编的《富国安民策》，里面讲起天理即人欲，人欲即天理，天人合一。此话甚有道理，家富则国安，国安则天下太平。人之欲，首要足食，故一家之政始于烹饪，一国之政在于足食。有道是家不富，则志不宁，何谓家富？衣食无忧也。衣食来自于哪里？俱是从田土之中来。故孟子云仁政必自经界始。贫富不均，教养无法，要想天下大治，其余都是苟且小术，惟有平均田地，划分井田，才是长治久安之法。假使耕者有其田，则人无遗力，地无遗利，一手一足无不耕，一步一亩无不稼，民力尽矣，地力尽矣，何愁民不富足，民富何愁国用不足！”
后面的这几句话，是李觏的理论，指出井田制不但是让耕者有其田，另一方面还让天下无旷土，两者都做到，则国富民安。张载的井田制思想是自李觏传承而来，不过李觏重在以志逆意，似托圣人之言阐述自己的理论，而张载则更加注重把这思想纳入到理论体系之中。李觏是反孟子的，张载则是尊孟的，有这种分别非常正常。
徐平没有接张载的话，问他：“秀才，你在纳质院大半年，带着这些质子种了一季的粮食，现在前季已收，下季在种。我且问你，要想产出粮食来，有哪些不可缺少？”
张载愣了一下，显然以前没有精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，在心里盘算了一下，道：“产粮自然不可少了田地，这是根本。除了地，自然还要有人耕稼。地力、人力，缺一不可！”
徐平不动声色，问道：“除了地和人，还有哪些呢？”
张载掰着指头慢慢算着道：“还要有牛，没有牛，全靠人力，耕不了多少田地。除了牛之外，犁、耙、耧，也都不可缺少。还有——”
徐平笑着摆了摆手：“且住，看来这一年，你还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。秀才，要想五谷丰登，民富国强，单单讲田地是不够的。没有人稼穑，地里长出来的只能是杂草。但是到了现在，只是有人也还是不够的。还要有牛来耕来种，还要有水渠水车提水灌溉，还要有锄头来去地里的杂草，还要有车来把收割的庄稼运到家里来，还要有碾子把谷变作米。凡此种种，都是种地不可或缺的东西。你只讲平均田地，那这些怎么办？牛要怎么养？其他犁、耙、耧之类要怎么办？水渠怎么开？浇地用水怎么分？想过没有？”
“学生倒也想过。以井田平均田土，让耕者有其田是一，还要寓军令于内政，设田官来管理井田。士不必别选，皆此土之民也，遇有战事不需别置将，皆此土之吏也。人言井田之制之难行也，必曰天下之田非无主之物，若要收田地入县官，则多有田地之家难免心怀不满。学生不这样认为，只要使田地多的人家，井田之制也让其富贵如初，他们又怎么心中不满呢？便如古之封建，广有田地的人家，可以让他们做田官，别选公田给他，此田收的税赋便作他们的俸禄，以代替原有的地租。则不费国家的一钱一米，天下之土皆有民耕种，天下之民皆有田官去管。候一二十年，则地价已由公田之税充抵，田官再择贤而任即可。如此一来，井田之行天下得利，人人欢悦。”
徐平摇了摇头，笑着没有说话。
不管是李觏，还是张载，提倡井田制平均田地实际是其次，核心还是在那个寓军令于内政上。在徐平行新政之前，国用缺乏困在养兵上，而耗尽国力养兵数十万，却徒耗粮食对外不能战，这是大宋从上到下的一块心病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埋首编兵书的有，如张载这样从故纸堆中找解决办法，复古改用征兵制甚至兵民合一的也有。
头痛非要去医脚，牙痛非要把腿锯了，看起来有些荒唐，实际上却是无奈之举。大宋是脱胎于五代军阀政权，在军制和国事上天然有残缺，皇帝对皇位稳固的心理依赖在军队上面。废掉了藩镇割据算是去了皇帝的一块心病，但要把军事交到政治的下面，让政事堂同时抓起政治和军事，他们又不愿意。因为这样一来，宰相的权力太大，皇权受挤压。
以文制武也罢，文人掌兵也罢，其实都是从军事与政治相分离带来的。文人掌兵并不直接管理军队，而是通过武将来管理的，而武将带兵与政治是完全分割的。你就是杀一千个一百个武将，也改变不了军队的根本制度，这还是一支跟政治分离的军阀部队。
如果说作用，那就是成功离间了武将跟文官。一打了败仗，文官说武将没用，武将说文官瞎指挥，总之就是自己没责任。从武将不许干政起，大宋的武将就对文官充满了不信任，不管是不是自己错了，只要有处罚就是文官打压武将。
军队打了败仗，谁的责任？当然首先是军队的责任，如果连这一点都否认，那就是胡闹了。但在徐平前世，也不知道从哪里传起来的，军队不能打不怪武将，是因为朝廷里文官当政，只要让武将当政，军阀当家，自然就能打了。实际上历史的事实是，军阀统治别说是建立盛世，就连统一国家也没有做到过。军政一体的秦国，也一样是文官当政。
文官当政，武将管军，是正常的国家制度，军队不能打的原因不在这里，还是应该从军队本身去找原因。募兵制本身没有问题，军队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正常的发展规律。但事情最怕走极端，从募兵制走向雇佣军制，让军队彻底跟政治隔离开来，就有问题了。
大宋的皇位心理依赖在军队，就越来越走向雇佣军制，病态地强调对皇帝的忠诚，国家责任反而变得无关紧要了。军制有不足，根子还是在国家本来的军阀制的母体上。
这个年代的人，从多个方面发现了这个矛盾，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解决。历史的局限性，他们的只能从既往的经验中来找办法，复古的征兵制、井田制便就被提出来。不管怎么说，在实行这些制度时，中原王朝对周边一直是保持着碾压态势的。